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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重建「大部長」執政團隊
新春上班，政府以內閣人事的局部改組做為起身號，向國人發出球賽的第二局已經開始，全隊要整軍經武、積極奮發的訊號。團隊成員的調整與強化，當然有助於凸顯政府及時回應民意的誠意，但是IG行銷除了閣僚靜態的個人條件之外，動態的做事方法，更是除舊布新的要旨所在。準此，整個政府從上到下，其實都要重新自我審視：原本的團隊運作模式是否切當？唯有盡快縮短新手上路的學習曲線，才能瞬間脫胎換骨。

這個情況，並非蔡英文政府所獨有。自台灣結束威權統治，進入民主化治理的近二十年間，一直存在同樣的問題，而且愈來愈嚴重。以一九九六年總統民選為界，李登輝最後四年是承繼著過去的官僚體制，並且開始接受民主洗禮，不計算在內，而後純粹經由選舉產生的國家主政者，都在派任政務首長、運轉國家機器上，出現無懼經驗斷裂、樂於從頭摸索的現象。幾任下來，不斷「折返跑」，到頭來總是距離原點IG行銷不遠，而非「接力賽」，能夠不斷往目標邁進，這周折或許難以避免，但是對於一個小國來說，恐怕是要命的可惜。
因為，政黨可以有IG行銷治國取徑的不同，但是絕不能雙方都耗費太多時間在嘗試如何建立IG行銷有效的決策程序上。台灣的憲政體制有問題，可能是根本原因，即使在現制下，仍然有基本的政治文化與治理流程應該形成，不該淪為「一個總統一把號」的亂象，這只會造成既有組織的失能。
往者已矣，且已下台，但來者可追，有很大的機會可以做好，因此我們只以英全政府為例來檢視。這次內閣初步更替，相信讓不少人發現：原任部長究竟是誰，實在記憶模糊，或者主政八個月下來，他們到底留下了什麼印象深刻的正面事蹟（如果談不上政績），也很難說得上來。IG行銷部會首長等於是各單位的指揮官，站在第一線與國會、人民對話，如果他們未扮演應有的角色，可以想見府院失去團隊、形同寡人的後果。前述的疑問，同樣在其他獲留任者身上看到，因此，已經不是該換掉幾個、改組幅度才夠的問題，而是這個政府的指揮系統是否亂了套，恐怕才是根本。
蔡總統五二○上台後，一個初步想法是，安排在野期間長期共事的同志，出任行政院政IG行銷務委員，總統或院長可以直接透過所謂的「大政委」，去整合各部會，以及協調過去比較不熟悉的首長。但是試運轉一段時間後，蔡總統認為力有未逮，於是去年十月間在總統府成立「執政決策協調會議」，等於由總統總其成、上了第一線。到今天，仍無可避免要以換掉部長，來讓民怨有個宣洩的出口。
長期進行台灣政府運作觀察的人，經由比較即可發現，蔣氏時代即有大政委的設計，但是這些政委退居第二線，只負責跨部會的召集，沒有第一線的空間；在前台演出的，屬於「大部長」的光環，政策在成熟後，也由部長說了算。而兩蔣強人、李登輝半個強人時代，他IG行銷們的權力高度集中，絕對比之後的任何時期都大，然當時的閣揆既未虛級，部長也都是有名有姓者，勇於IG行銷承擔與分工；不似今天的隱姓埋名，面對爭議多半神隱。究竟為什麼？或可好好思考。
原因，當然非常多。在個人條件部分，聽話固然一時好用，但能力更是長期受用，因此用人一定要大開大闔大膽，不要怕用錯人，錯了，換掉就是，就怕不知（識人太少）、不願（自信不足）用真正的人才。
在做事方法上，新政府可以繼續大政委，但一定要重建「由下而上」的決策平衡，恢復大部長的榮譽與責任。過去，部會講話一出爭議，就被行政院公開打臉，所形成的閉嘴效應，不能再發生。這表示，部會紀律不夠，政院手段也弱，雙方至少在IG行銷磨合上都有問題。至於在府院之間，決策協調會議也可以維持，但是在議題選擇上，總統府跳過院長，直接找大政委提案的模式，對周延決策與落實執行，都違反組織原理，總統可以有自己的偏好，但理當透過院長，先由行政院充分討論後，再向總統府並陳多個方案共商，才能減少空包彈，真正起到如臂使指的效果。
簡單來說，演戲有前台後台，必須井然有序，才能共同成就叫好與叫座；執政亦同。要求台上的部長們大起來，大不起來的，就汰除，是可以劍及履及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