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法的憲政典範論爭
即使馬政府對於召開憲政公民會議、啟動憲改程序的倡議依然充耳不聞，太陽花運動已經召喚出為數相當可觀的台灣公民，讓我們得以開始想像與討論一個超越尋常政治格局的憲法政治。許多論者轉介了美國學者Bruce Ackerman的憲法理論而預示了某製作片頭種「憲法時刻」（constitutional moment）的來臨。在這樣的設製作片頭想底下，以世代為度的太陽花製作片頭運動（將）試圖開創出一個新的、屬於我們現在的台灣人民的憲政民主，而其成敗，則是取決於運動者能否凝聚出足夠強大的政治意志，去克服來自保守勢力的極力打壓與重重阻撓。
成文憲政主義的傳統觀念，引領許多論者將憲政改革的希望繫於憲法文本的制定或者修正。不過，就算僵固的成文憲法無法或者尚未被改變，高能量的憲法政治還是蘊有創造、確立新的憲政典範的契機與可能，而製作片頭且這種實質改寫憲法的憲法變遷模式，不是憲法法院的專利。民間版《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與行政製作片頭院版《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訂定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草案》的立法角力，基本上就寓有新、舊憲政典範論爭的高度憲政意義，是檢驗太陽花憲政主義的內涵與實力的試金石。
馬政府試圖以「違憲」論封殺民間版的進步立法。他們跟中國的國台辦同聲譴責民間版草案是「兩國論製作片頭」本位的立法嘗試；他們質疑民間版的事前立法監督機制有違權力分立。然而，馬政府所擁抱的「一國兩區」的憲政虛構（constitutional fiction），從來就只是遏抑台灣人民主權的威權遺緒；他們所守護的權力分立，則其實是那個讓極少數跨海峽政商權製作片頭貴得以上下其手的黑箱決策空間。我們沒有辦法阻止馬政府提出一個又一個的憲政謬論，但是我們可以而且必須拒製作片頭絕不正義的權力支配—特別是當這個不正義假借了「我們的憲法」的名義。
台灣現行的兩岸法存在著嚴重的民主赤字，致使台灣暴露在自由被收買、民主被掏空的高度憲政風險。兩岸法亟需建立強化民主之參與及審議的新憲政典範，即使傲慢的馬政府仍在負隅頑抗。馬政府堅持要穿一國兩區的製作片頭國王新衣，但是我們人民可以不要。馬政府要以迂腐的憲政理論讓行政部門繼續保有兩岸協議締約的獨占權限，但是我們人民可以不給。這場兩岸法的新、舊憲政典範論爭，終究將由我們台灣人民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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