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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水泥、鋼鐵，還要思想創意

二○○六年台北國際書展，波蘭與德國、法國、希臘同為歐洲主題館的參展國家。書展的相關論壇「波蘭當代文學現況」邀請波蘭作家朵卡萩（Olga Takarczuk），出版人史塔辛卡（Beata Stasinska）與台灣的我及一位出版人與談。小片頭說《太古及其他的時間》片頭剛被譯介到台灣的朵卡萩，極有自信地顯現一九九○年代東歐自由化以後文學的小祖國：「家鄉」，與小我：「個人片頭」的興味。相對於波蘭在二戰後的歷史與社會沉重，可以看到新時代波蘭的自信與進取。
我關注的是當代波蘭詩歌，特別以二十世紀波蘭三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的兩位詩人：米洛舒（C.Milosz, 1911-2004）和辛姆波思卡（W.Szymborska, 1923-）為例子，談到波蘭詩歌在政治困厄下的文化風景。米洛舒是戰後初期就離開波蘭，並於一九五○年代流亡到美國並且關注波蘭詩歌的一位詩人，對於自由和民主的追尋反映在他的詩歌中，堪稱「歐洲之子」，也是「文明之子片頭」。一九八○年，米洛舒在獲頒諾貝爾文學獎時的致答詞中，有「我的詩依然清醒，且在黑暗的年代表達對於和平與正義王國的渴望。」他在︿歐洲之子﹀中：「珍惜片頭你技能的遺產，歐洲之子／哥德式大教片頭堂，巴洛克式殿堂／以及那些充滿犯錯的百姓哭泣聲的猶太聚會所傳人／笛卡兒，史賓諾沙的繼承者」，無不坦露他追尋的價值。而在︿文明三講﹀中：「我們在古詩人中曾讀到的地球和蚱蜢的芳香／現代我們繞片頭經田野／要儘快經過農人們的化工區／昆蟲和鳥類已經絕跡」。就是這樣的歐洲之子和文明之子，矢言他的祖國波蘭會自由化、民主化。而他終能得償心願，在自己的祖國波蘭終老，安眠於祖國的土地。
記得一九八七年暑夏，我在美國之行聽到台灣解除戒嚴統治時，和旅美的友人在加州的太平洋岸遙望台灣，默念著他的一首詩：︿禮物﹀，深深體認米洛舒憧憬自由的信念：「這麼幸福的日子片頭／霧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園工作／蜂鳥停在忍冬花上／這世界沒有什麼東西我想擁有／沒有什麼人讓我羨慕／我曾遭受的惡禍，都忘了…／我身上不感到痛苦／挺身起來時，我看見藍色的海和帆」。視藍色的海和帆象徵的自由為禮物，一九八○年代末，波蘭終於帶動東歐的自由化、民主化。就是這樣的信念，就是這樣的文化，讓比台灣大約早了十年就改變了戰後一黨統治的波蘭見證了榮光。
比米洛舒晚了十年左右的辛姆波思卡和同年代的羅塞維茲（1921-）、赫伯特（1924-1998），都在共黨專制統治下的波蘭以詩探觸生命的亮光。辛姆波思卡「愉快的寫作／可以流傳千古／為凡人復仇」的信念；羅塞維茲詩裡清算政治責任的「小孩獻花是有罪的／我們參加事先片頭已受限制言論的演講是有罪的」；以及赫伯特「為抽屜而寫」，堅持不附和專制統治權力片頭。就是因為有這些詩人與詩，以及映照出這些詩的文化情境，一個國度才能從專制統治中解放出來。德片頭裔社會學家達倫道夫（R.Dahrendorf, 1929-）對於像波蘭和其他東歐國家自由化、民主化得以在一九八○年代末成功，引述的「儘管共產主義專政化，但他們並沒有去除國民（Citizen）和公民（Civic）這樣的詞彙，因此公民權（Citizenship）和公民社會（Civic Society）能夠存在，並成為自由的明燈。」片頭對照著詩人、文學家、藝術家在困厄時代不斷以詩、小說，藝術見證的文化憧憬。就是這樣的文化性，讓波蘭和東歐其他國家片頭真正走上自由之路。曾經多次被異國入侵統治，經歷獨立、解放顛沛歷程的波蘭，在走過一九九○年代，邁入二十一世紀時，新世代的作家終於自信地說他們國度的文學不只有大祖國和大我，也有小祖國和小我。從前，他們國度的詩人說「當森林大火時，沒有時間為玫瑰憂傷」，現在呢？可以盡情地為玫瑰憂傷和歡笑了。
相對於波蘭，台灣也歷經戰後困厄的政治條件。但波蘭是文化型國家，台灣則是經濟型國家。在困厄裡，波蘭人民在詩，在文學裡得到救贖；但台灣則從經濟發展片頭的利益中得到慰藉。如果水泥與鋼鐵是物質條件，那麼思想與創意則是精神條件。起造建築物需要水泥與鋼鐵，但只有水泥與鋼鐵，缺乏足夠的思想與創意又如何起造建築物呢？
波蘭在一九片頭八○年代末自由化、民主化，改變了一黨統治的絕對化，大片頭約晚了十年的台灣也改變了片頭一黨統治的局面。但是，台灣的國家條件並沒有在文化意義上獲得確立。由於缺少真正的政治責任清算和歷史意義反思，取代一黨長期統治的新政府並無法真正進行國家重建，必要的社會改造也難啟動，甚至政治改革的新局面也面臨復辟化的強大壓力。
改變了泛中國國民黨統治，尋求重建台灣這個國家的政治改革運動，不能被持有中國意理的泛中國國民黨以及附和者接受。除了新政府接收國家機器後面對的蕪雜問題的不適應，更多原因是台灣這個標示著「中華民國」的國家形式和內容的文化詮釋被扭曲，以及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併吞惡意之缺乏具有主片頭體性的回應。這不是只有「拚經濟」的利益觀可以因應，尚須建構片頭文化的意義力才足以抗衡。看看波蘭這個片頭國家，曾被外力入侵統治的歷史；再看看二戰時納粹德國入侵佔據的歷史；又再看看戰後在舊蘇聯力量宰制的歷史。因為對於自由和民主的意義和價值具有真正的憧憬，在「國民」、「公民」、「公民權」和「公片頭民社會」的視野裡，描繪出屬於他們的自由化、民主化國家。
台灣的國家重建，是否也應該多多從文化的意義去尋求並描繪視野呢？如果生活在台灣的人民也能視「挺身起來，看見藍色的海和帆」為禮物，並懷抱著信念，台灣的國家建構，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形成，才能夠在物質條件之外有精神條件而真正實現。

今天，台灣所有族群的共同之處是殖民創傷。台灣老住民數百年來從未當過主人，到現在還有人被凌虐（如被辱罵為台客）時要自責，並企圖藉哈美、哈歐來麻醉自己。新移民也曾因中國被片頭侵略而心痛，其崇洋心態及因對高砂義勇隊紀念碑的誤解而悲憤，都反映出與老住民類似的受傷心靈。所以，「去殖民化」以培養純真健康的心靈，應是所有族群的公約數。但「中國皮西洋面」竟藉西洋人來壓迫片頭台灣人，等於是同時在老住民及新移民的傷口上抹鹽。
為何不卸下沈重的西洋面具及虛幻的中華帝國重擔，與所有台灣人民一起「去殖民化」，並建設台灣成為一獨立自由的人權國家呢？